2018年7月，某资产公司与某服饰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，租赁期限自2018年10月17日至2020年12月31日，租金247158元。签订合同后，该资产公司将房屋交给该服饰公司使用，该服饰公司于2020年10月10日交付租金95158元，2021年交付租金10000元，下余142000元未支付。
于是，该资产公司起诉至紫阳法院要求该服饰公司支付下余租金，诉讼期间该服饰公司支付了40000元租金，下余租金102000元，双方在紫阳法院主持调解下，达成调解协议，约定该服饰公司在2022年10月30日前一次性付清。后因该服饰公司未按调解协议按时支付租金，该资产公司向紫阳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
案件进入执行程序，执行法官联系到该服饰公司负责人王某，向其了解该公司的运营情况。王某表示，服饰公司并不想拖欠租金，但这几年公司运营受疫情影响比较大，公司效益一直不好，所以导致租金久拖未付，但在法院联系他之前，他已经支付了18000元的租金，还有84000元未支付。经执行法官与该资产公司确认，该服饰公司确实已支付了18000元的租金，下余84000元未支付。
执行法官考虑到，中小企业运营较为困难，从该服饰公司的履行态度看，确实也不是没有履行租金的意愿，而是因为企业运营资金周转困难，所以未偿还下余租金，况且如果将该服饰公司查封，更不利于偿还该资产公司的债务。出于上述因素考虑，执行法官积极组织双方当事人沟通协商，将上述众多考量因素告知该资产公司，让其考虑宽限履行时间，帮助该服饰公司盘活，也有利于其交付租金。最终在执行法官主持下，双方达成执行和解，该服饰有限公司自愿在2023年6月30日前支付租金50000元，7月30日前交付下余租金34000元。
执行的目的从来不是“对抗”而是“止争”。近年来受疫情影响，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生存困难，不少中小企业成为被执行人。法院在执行案件过程中，不断在探索执行工作方法，既能保证胜诉当事人的权益不受损害，又能够保证被执行的中小企业正常运转。（康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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