昭陵自贞观十年十一月葬文德皇后始，至贞观二十三年（649）八月葬太宗及稍后，其北司马院内外列置了三件（组）石刻作品，分别是《昭陵刻石文碑》、昭陵六骏石刻屏、十四国君长圆雕石刻像。
《昭陵刻石文碑》龟趺及欧阳询书丹的残碑
《昭陵刻石文碑》，亦名《文德皇后碑》，贞观十年立，唐太宗撰文，欧阳询隶书。该碑早年已佚，近年发现残块，故尺寸不详。记述该碑的文献最早的是《太宗实录》（已佚），著录了太宗撰写的原文，但因不是金石著作，故未对碑石情况作说明。《资治通鉴》在贞观十年十一月条叙及此事云：“冬，十一月，庚午，葬文德皇后于昭陵。……帝复为文刻之石，称皇后节俭，遗言薄葬，以为‘盗贼之心，止求珍货，既无珍货，复何所求’。联之本志，亦复如此。王者以天下为家，何必物在陵中，乃为己有。今因九嵕山为陵，凿石之工才百余人，数十日而毕。不藏金玉，人马、器皿，皆用土木，形具而已，庶几奸盗息心，存没无累，当使百世子孙奉以为法。”历代对《昭陵刻石文碑》著录的著作有《金石录》《京兆金石录》《宝刻类编》《宝刻丛编》《醴泉县志》《陕西金石志》《续修陕西通志稿》《昭陵碑石》等，皆云太宗御撰，欧阳询奉敕隶书。宋游师雄《唐太宗昭陵图》载此碑竖于昭陵北司马院外东侧。
2002年，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与昭陵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工作队，对昭陵北司马院遗址进行考古发掘，在发现的数十通祭陵碑中，认定两通是明代截断《昭陵刻石文碑》而镌。
其一，碑高122厘米，厚39.5厘米，宽67厘米，孤形碑额。碑面文字泐灭已尽，弧形碑额篆题“御制祝文”四字，题额方式及字体与发现的数通有年号的明代祭陵碑相同，故可定此碑为明代祭陵碑。在该碑榫部碑面存有隶书“率更令臣欧阳询奉”等8字。这些字皆右倒90度，若将该碑左倒横放，则这些字为正向竖排。这说明，这些文字非该碑镌者所刻，而是该碑所取之石上的原字。考古工作者认为，该碑原石即 《昭陵刻石文碑》。隶书“率更令臣欧阳询奉”内容亦与文献记载吻合。欧阳询曾任太子率更令，其书法世称“率更体”。该碑厚39.5厘米，亦是昭陵刻石文碑的厚度，高122厘米，弧形顶部和榫部明显有斜刹，说明打磨并不严重，据此，可知《昭陵刻石文碑》的宽度亦是122厘米。
其二，碑高138厘米，厚39.5厘米，宽55.5厘米，弧形碑额，碑面文字磨灭严重，不可辨认，唯落款处隐约可辨“正统元年”四字。“正统”是明英宗朱祁镇年号，凡14年，即1436年至1449年。该碑厚度及石质与有欧阳询隶书的明祭陵碑同，考古工作者认为，此碑原石亦是《昭陵刻石文碑》。
另外，昭陵北司马院外右侧现存一断裂龟趺，长154厘米，残宽76厘米，高74厘米，铆口宽39厘米。考古工作者认为，该龟趺乃昭陵刻石文碑之龟趺，因为认定的《昭陵刻石文碑》厚39.5厘米，符合碑厚比铆口宽度稍大的唐代制碑习惯。这也印证了游师雄《唐太宗昭陵图 》对《昭陵刻石文碑》的记载。
清叶昌炽《语石》言“有唐一代书学，如日中天”，又言在真书领域，欧阳询、虞世南、褚遂良、薛稷四大家“各擅胜场，难可轩轾”，唯在分隶领域，欧阳询独领风骚，云：“唐承汉魏之后，分书宏伟，犹有古法。国初欧、虞、褚、薛诸家，惟信本(欧阳询表字) 兼工此体。”《昭陵刻石文碑》残块发现以前，欧氏隶书作品仅发现两件，一为《宗圣观记》，欧氏撰序并书，陈叔达撰铭，武德九年（626）立于盩厔县（今陕西周至县），一为《房彦谦碑》，欧氏书丹，李百药撰文，贞观五年（631）立于山东章丘。《昭陵刻石文碑》残块的发现，弥补了百年来金石学家难睹该碑书法风采的遗憾，又证明了两宋金石学家对该碑记载的准确性，无疑是昭陵考古的重大收获。（供稿：昭陵博物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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